2010年04月01日 16:06
來源：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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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中“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聲音錚錚在耳，北京新地王創(chuàng)下的高價給《政府工作報告》抹了眼藥。央視《新聞1＋1》節(jié)目中，白巖松無奈地感慨道：“有的時候你在想，房價是不是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

理性地說，“房價該由總理說了算，還是總經理說了算”只是情緒的宣泄。即便不是專業(yè)經濟學人士，普通老百姓也明白在一個法治的、市場的國家里，一切市場主體都應該用市場的方式去解決，而不是權力直接干預。在市場“變異”的情況下，政府要出手宏調，這些道理誰都懂，所以在真正的房地產市場上，房價由“總理說了算，并不見得萬分正確。

可當下的中國是否形成了真正的房地產市場呢？同樣以普通百姓的眼光看，“土地政府亂批，資產銀行亂貸”恐怕是中國房地產市場一塊難以祛除的毒瘤。眾所周知，土地批租是房地產開發(fā)的源頭，由于土地市場管理中的種種不規(guī)范，每年國有土地收益流失至少在百億元以上；銀行資金是房地產企業(yè)的血液，建筑成本和樓盤風險卻由銀行承擔，這也是房地產業(yè)界公開的秘密。房地產建設自始至終只能靠權力、關系等腐敗方式來維系。而這些用于維護關系的花銷又出自何處呢？當然是購買房屋的百姓。說房地產市場“腐敗與壟斷”并存并不夸張，如果沒有權貴的勾結，那么國家每次出臺的調控手段為何總是“重拳打到棉花上”。正是因為在這樣一個不健康的房地產市場上，才有了老百姓“房價應由總理說了算”這一違背經濟學常識的呼聲！

(陳方 評點)

政協委員蔣洪在今年兩會上提交了實行陽光財政的提案，建議把國企利潤進行全民分紅，靠目前最高10%的紅利上繳比例解決壟斷行業(yè)的收入分配不公只是隔靴搔癢，這個比例至少應提高到50%。

壟斷企業(yè)應上繳更多紅利

蔣洪委員的這個提議，其實并不新鮮。眾所周知，壟斷企業(yè)創(chuàng)造的利潤，在現有的分配體制下，與全民無關。2008年，石油、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yè)的員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其收入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60%左右。也就是說，這些壟斷行業(yè)，不僅憑借著自己的壟斷地位，享受著投資、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國家優(yōu)惠政策，使得民營資本難以進入。而且，依靠壟斷地位創(chuàng)造的利潤，通過企業(yè)內部分配，直接轉化成了職工的高工資、高津貼和高福利。從長遠看，解決壟斷行業(yè)收入分配不公的關鍵是必須打破壟斷，讓民間資本進入，將轉讓壟斷資本的收益全部用以彌補居民在養(yǎng)老、醫(yī)療和教育方面的欠賬。但走出這一步，難度顯然很大。

當前，將規(guī)范壟斷行業(yè)的收入作為改革的突破點則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筆者建議，國家大幅度提高壟斷行業(yè)向國家上繳紅利的比例，這個比例至少應該提高到50%，對于電信、石油這些基本不存在市場競爭的領域，應該提高到80%以上。同時，對壟斷行業(yè)的員工收入，應該比照公務員的收入進行規(guī)范，對于這些壟斷行業(yè)，過于強調激勵機制其實沒有多大必要，公平遠重于效率。

(馬光遠 評點)

從3月22日開始，惠普中國開始大面積向媒體投放廣告，要求拿到廣告的媒體不能主動報道惠普筆記本電腦的質量問題，對于有關惠普筆記本電腦產品質量問題的新聞不能做推薦，當然也不要求刪除?；萜者€購買了“惠普質量門”等一系列負面關鍵詞，有網友反映，惠普購買相關負面關鍵詞后，正面報道占據了百度的相關搜索鏈接。

惠普大肆投放廣告的圖謀

難怪，媒體上關于惠普的報道已經越來越少。在百度搜索“惠普的二字，至少在前五頁內找不到任何關于惠普質量門的蛛絲馬跡。眾多用戶對惠普的投訴已進入最關鍵時刻，卻有人“拖后腿”，在此敏感時刻，接受惠普的公關“饋贈”，實際上就是對消費者的背叛。媒體當然需要依靠廣告存活，但也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公平標桿：什么樣的錢該賺，什么錢不該賺；什么行為是正義的，什么是非正義的。在現代社會，媒體是正義和公平的代名詞之一。如果連媒體都罔顧正義與邪惡的界限，為金錢利益而忽略事實甚至黑白顛倒，也就失去了公正代言人的資格。

媒體靠廣告存活，更要靠消費者存活，假如報刊沒人買、網站沒人瀏覽、搜索引擎沒有人使用，還會有人看你的廣告嗎？最近有人說，針對惠普的訴訟是某網站的策劃甚至是惠普對手的策劃，我剛開始還半信半疑，但看到一些媒體最近在惠普事件中的反應，我突然醒悟：不管“惠普質量門”是不是對手的惡意炒作，惠普在進行另一場“炒作，卻是不爭的事實。而在惠普的“炒作，中的正義和公正成了金錢的犧牲品。

(姜伯靜 評點)

被寄予厚望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jié)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目前正由國家發(fā)改委緊張修改，不久將再次上報國務院。據悉，這份文件發(fā)端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間前后舉行了6次征求意見討論會，卻始終未能與公眾見面。

收入分配改革為何“難產”

在國家領導人多次表達“要加大收入分配調整”決心的大背景下，六年磨一劍的“收入新政”，竟然只是舉行過6次內部征求意見討論會，可見既得利益群體對政策的影響程度之深?！笆杖胄抡比匀浑y產，不僅僅是因為有各種錯綜復雜利益的博弈，關鍵更在于，這種博弈處于一種非公開狀態(tài)。如果在不公開的狀態(tài)下，誰都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是什么以及究竟是哪一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最大。因此，“暗箱操作”下的集體阻擾，就和“暗箱操作”下的集集體決策”一樣，看似大家都有責任，其實是大家都沒責任。

不公開博弈的最大危害是可能導致改革的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改革的受益者”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上沒有任何話語權，而改革的“利益受損者”卻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赡軐е贫ㄕ?。會說，最終方案肯定會向全民公開并聽取意見的?？墒?，“制訂一個方案讓公眾討論”與初讓公眾討論形成某種方案”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結果。給出一個確定的方案讓公眾討論，那只是少數人關起門來做的方案，方案已經包含著某種明確的利益意圖和利益取向，這時留給公眾討論的空間已經非常小，一切只能按照方案進行小的修補，如此“民主決策”留給公眾的博弈空間非常小。而如果“讓公眾討論形成某種方案”可在制訂方案的階段就讓公眾介入討論，民意才能得到更充分的體現，方案也才不會被某個利益集團所綁架。

(志靈 評點)

日前針對消費者維權意識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會選擇何種方式維權”有63.817%的受調查者選擇“默默忍受”,而近七成消費者認為維權成本太高。

消費維權的成本有多高

在一個法治社會里,居然超過六成的消費者在權益被侵害時選擇“默默忍受”,這樣的調查結果無疑讓人感到意外和憂慮。消費者不是不想維護自己的權益,而是迫于無奈。試問,為了一件價值很小的商品,數十次往返于商家和質量鑒定等部門之間,這樣的維權誰愿意?而且,在維權過程中,消費者還面臨取證難、投訴難、查處難、訴訟難、賠償難等諸多問題。可以說,維權成本過高,已經成為了消費者“不能承受之重”,也成為了造假、售假行為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導致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消費者維權支出的金錢、時間、人力等成本過高。二是消費者能得到的賠償卻相對很低,導致消費者維權往往“得不償失”。因此,降低消費維權成本也需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切實減輕消費者維權的成本負擔。一方面,相關管理部門要堅持便民、利民、公益、服務的立場,盡量降低甚至免除消費者維權所需的鑒定費用,或者規(guī)定由商家承擔相關鑒定費用;另一方面,要盡量縮短消費維權的流程,簡化程序,降低消費者維權的時間和人力成本。其次,必須切實提高造假者對消費者的賠償額度。一方面使假造者得到足夠的教訓,使他們不敢輕易造假,另一方面使消費者能獲得高于所付出的維權成本的賠償,提高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

(孫瑞灼 評點)

在北京日前舉辦的“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上，國家發(fā)改委主任張平表示，個人所得稅按照家庭為主體征收的政策還將進一步研究。這可以視作對本月閉幕的“兩會”代表委員呼吁調高個稅起征點，并按照家庭具體負擔決定扣除項目的回應。

個稅改革別總是在“研究”

事實上，作為直接具有調節(jié)收入分配功能的稅種，不管是每年的“兩會”，還是有影響的論壇，對個稅進行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特別是在今年，多位高層在多個場合表示要對失衡的收入分配加大改革力度的背景下，個稅改革更是被寄予了為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重任。

個稅制度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突破點。改變這個結構，除了提高起征點之外，恐怕要在個稅的根本制度上進行徹底的修正。中國的個稅制度，目前仍然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制，而不是國際上流行的綜合稅制。分類稅制的最大弊端是不考慮納稅人家庭負擔和支出的抵扣制度，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從而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納稅甚至不納稅，所得來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納稅的不公平現象。在今年啟動個稅制度改革，無疑是最佳的“時間窗口”，特別是在如何實行綜合稅制，并以家庭作為納稅的主體上，世界很多國家已經施行了近半個世紀，技術層面不存在實行的難度。但遺憾的是，對于個稅改革，相關的部門都似乎缺乏積極性，我們聽到最多的說辭就是“進一步研究”，至于研究什么，哪些地方有難點，需要研究到何時，則根本沒有時間表。

(馬光遠 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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