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若美國像中國可輕易征稅其信用評級不會下調(2)

2011年08月20日 00:52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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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很多人認為，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是過度放任的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而這次的美債降級風波則可以說由凱恩斯主義肇端。那次是自下而上的危機，這次是自上而下的危機。這是不是證明了這兩條道路在美國都走不通，美國政府為挽救上次經濟危機而采取的措施失敗了嗎？下一步應該怎么走？

陳志武：目前的財政危機、國債危機是對凱恩斯主義的否定，許多人原來以為有政府花錢去救市、救經濟是很好的解救金融危機的辦法，現在看來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采用凱恩斯主義手段，包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救市手段，最后只是把問題掩蓋起來，浪費很多資源，但是問題照樣沒有解決。其結果是把金融危機轉到了政府的手里，讓政府赤字失控、國債失控。那些凱恩斯主義的做法把問題推遲，同時也把結構性問題變惡化了。

美國社會、政府和企業(yè)的負債加在一起，過去三年總體上是上升了。原因在于，雖然民間社會家庭的負債在過去三年下降了，但政府的負債的上升多于社會負債的下降額。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這次金融危機是由債務過多所引發(fā)的，那么，過去三年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原來的問題，反倒使其惡化。

所以，這次國債上調的談判過程，標普下調美國信用評級以及緊接著的各個國際金融市場的反應等，都說明美國不能再按以前的模式，動不動就要刺激這個或救那個。所以，剛才我說，標普降低美國政府信用評級從短期看是壞消息，但從長久來說，通過倒逼美國財政政策，使美國經濟重新恢復健康，不是壞事是好事。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體制設計，人的本性決定了什么制度安排都會在不同時候產生不同的問題。政府管制、凱恩斯主義會出問題，自由市場也會出問題。既然都會出危機，我們就得看什么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人的創(chuàng)新，更鼓勵人的創(chuàng)新，因為人類社會進步畢竟都是靠創(chuàng)新推動的。我們從計劃經濟、管制經濟的經歷中知道，政府管制往往抑制創(chuàng)新，會使經濟死水一潭；而自由市場經濟則不然，它會鼓勵、激發(fā)創(chuàng)新。1978年時中國為什么要改革？難道不是因為計劃經濟之下政府管制經濟過多、過死，致使社會無法前行所致嗎？那也是一種危機，一種社會代價。

經濟觀察報：如果美國純粹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選擇，會不會又回到大量的企業(yè)倒閉，失業(yè)率上升的局面，這是經濟的正常循環(huán)嗎？那些破產、失業(yè)的人該為此買單嗎？

陳志武：人類歷史證明這種循環(huán)也許不是壞事，應該好好利用。或許，危機是社會能夠自救、自我修復的一個必要手段。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可能都逃不開這點。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成功的時間越久，就會越盲目、越自我膨脹，對自我能力的評估就越夸張。那么，接下來做的事情就越笨、越愚蠢非理性，投資決策、經濟決策越來越離譜、越來越低效。當泡沫吹得越來越大，到最后怎么辦？靠什么來提醒社會？危機！就像人體有問題時需要發(fā)高燒一樣，退燒后，人體產生的抗體對抗病毒、細菌的能力就增高很多。美國金融市場在過去兩百多年就是這樣走來的。

每次危機發(fā)生時，身處其中的人有的要家破人亡或傾家蕩產，有的企業(yè)會關閉，這些人付出的代價比其他人要高，這是不公平的。但是，在問題被擴大之前社會不能理性判斷，到最后一旦轉變成危機之后，有些人要付出異常的代價可能是難以避免的。

比如，我們都知道中國現在結構性問題非常多，如果大家想避免中國社會將來發(fā)生危機的話，今天就必須調整這些結構性問題。可是，調整的動力在哪里？怎樣進行結構性改革？在今天不能進一步改革的情況下，大家就只好等著這些結構性問題變成大的危機，那對社會的代價當然會很大。

經濟觀察報：標準普爾下調美國信用評級，全球各經濟體“人人自?！保蚪鹑谑袌觥暗卣稹?，數十億資產蒸發(fā)，很多人質疑一家評級機構是否有權力降低國家信用的級別，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陳志武：標準普爾當然有這樣做的權利，就像每個人有權利評論今天的天氣好不好一樣。實際上，目前的財政危機、國債危機是對現代福利國家的一種否定，是為不斷膨脹的現代政府在喊“剎車”。標普把美國政府信用往下調以及之后的金融市場震蕩，是對政治過程的一種補充或者說一種壓力。在政治過程不能解決問題時，市場必須站出來，對政府行為、對政治過程進行施壓，這些都是好的、積極的事情。在選舉政治下，不管是美國還是西歐國家，普遍面對一個問題：你要拉選票，就盡可能地要多給選民保證，以至于現在不管是美國還是西歐國家財政開支越來越大，福利國家的福利程度是越來越強，越來越失控。同理，議員和總統(tǒng)不會輕易挑戰(zhàn)現有福利項目。這就造成了西歐國家和美國的政府越來越龐大，這時很難有機制去制止這種福利國家政府膨脹。這就要求金融市場必須出來說話，標普說了，金融市場也說了，由此倒逼政客們去行動。這很好。

現代政府規(guī)模到底有多大呢？比如，中國乾隆時期，1760年前后，乾隆朝廷的財政稅收大約不到5000萬兩銀子，當時一個北京工匠的年收入大約是25兩銀子，所以，5000萬兩銀子的財政稅收差不多是200萬北京工人一年的收入，乾隆朝廷一年的財政稅收只要200萬工人的收入就夠了。但是，今年中國政府的財政稅收超過10萬億人民幣，大概是5億城鎮(zhèn)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還只是預算內的財政收入，不包括土地收益，也不包括國企的利潤。

美國今年的聯(lián)邦財政收入2.2萬億美元，相當于5000萬-6000萬美國人的年收入。如果按今年的財政開支3.8萬億美元算，這等于9000萬美國人今年的可支配收入。這種政府規(guī)模比中國小多了，但現在的美國政府的相對開支水平是乾隆清政府規(guī)模的45倍！美國現在有3億人口，但乾隆中期的中國人口大約有3.4億，比美國今天的人口還多。

所以，我們看到，受凱恩斯主義和現代選舉政治的影響，福利國家的形態(tài)即使在美國也膨脹了很多，達到空前的規(guī)模，有越來越大的財政赤字和國債水平就不足為怪了。即便是“小政府大社會”標桿國家的美國，今年的財政赤字也會高達1.6萬億美元，財政開支3.8萬億美元。正因為政治過程不能抑制福利國家的膨脹，那么就只好通過信用評級的下調、金融市場的震蕩來倒逼。所以，標普的行為以及金融市場的震蕩反應，是好事，是對失控的福利國家的否定。

盡管就像我剛才說到的美國信用評級的下調短期內是壞消息，會帶來很多的陣痛，對美國GDP增長構成一些負面打擊，但從長遠看這些陣痛是必要的，而且是健康的，也是金融市場對政治體系的一個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