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專欄:要從“觀念”上破除對宏觀調控的迷信
為“穩(wěn)增長”,發(fā)改委繼9月5日批復25個軌道交通項目、20個其他交通倉儲項目、1個能源管道工程項目和3個企業(yè)借用境外商業(yè)貸款項目之后,9月6日又批復了11個基礎設施項目。這一消息出來后,不少人已經對這些項目將引起的政府債務增加以及通貨膨脹的加劇等問題表示了憂慮,對于相關的“債務和3脹的等方面的問題已經討論很多了,但人們對這樣一個問題可能是忽視的,即為什么還是要重拾2008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呢?難道我們受的罪還不夠多嗎?筆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人們由于受到了以凱恩斯主義思想為基礎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錯誤影響,對這經濟刺的理解產生了嚴重的偏差。如對“經濟刺的錯誤認識不予糾正,那么難免還會繼續(xù)犯錯。
“經濟”是“秩序”,與總量指標沒有什么關系
個體有目的,但“經濟”不是人,沒有目的,如上所述,“經濟”是由無數人組成的,是他們行為的產物,它表現出來的是“秩序”,我們可以對秩序的優(yōu)劣進行評價,但不能假設經濟有目的
我們觀察到的“經濟”其實是無數人的行為,他們都有自己的目標,所以“經濟”是由無數個人組成的,這也意味著“經濟”不能歸結為一個整體,給“經濟”確立一個“共同的目標”,因為脫離個體的“共同目標”是不存在的,社會福利函數是不存在的,確切地說,從偏好來看,個體的序數效用排列是不能加總的,因此,社會福利函數不可能滿足所有個體的偏好。從目標來看,不同人的目標甚至是相互沖突的,有的人希望房價漲,有的人希望房價跌,因此,不可能有某個對所有人都有利的總量目標。
個體的不同偏好和目標意味著“經濟”是一個“結構”,而受凱恩斯的啟發(fā)而建立的宏觀經濟學,如布坎南所說,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它接受因而也就忽視了結構,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引導”經濟達至更加令人滿意的總量目標水平。
個體有目的,但“經濟”不是人,沒有目的,如上所述,“經濟”是由無數人組成的,是他們行為的產物,它表現出來的是“秩序”,我們可以對秩序的優(yōu)劣進行評價,但不能假設經濟有目的,那樣,就把經濟擬人化了,而一旦把經濟擬人化,那么經濟就成為可以隨意受政府指使的仆人,為政府的特定目標服務,比如經濟增長率“保八”或“保七”之類的。
認識到“經濟”是個“秩序”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須知整個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都是總量分析,沒有個體的影子的,這種經濟理論直接把“總體的”最大化等同于“個體的影最大化等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好的“經濟”就是好的“秩序”這而不是表現在某個總量水平的高低上。
經濟問題是“規(guī)則”或“制度”問題是“
正是市場制度,象一只“看不見的手”一樣,使分工擴展的同時也實現了非意圖的合作,這種市場制度之上的分工合作,使得不同個體之間沖突的目的都能達到協(xié)調一致,即個體的自私反而產生了公益
既然“經濟”是“秩序”,那么人們自然要問,怎么才有好的秩序?只要理解“經濟”是個體行為的結合,我們就不難回答這個問題。如不同個體的行為相互之間能夠得到協(xié)調,這樣就是好的秩序。而使不同行為得到良好協(xié)調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規(guī)則”,或者說“制度”。其實,斯密早就指出了這一點,他意識到,正是市場制度,象一只“看不見的手”一樣,使分工擴展的同時也實現了非意圖的合作,這種市場制度之上的分工合作,使得不同個體之間沖突的目的都能達到協(xié)調一致,即個體的自私反而產生了公益。而如果是用非市場的、人為的手段去達到某個目的,人們之間這種非意圖的合作不僅不會出現,反而會受破壞。
一種好的規(guī)則,不僅是促進個體之間的協(xié)調的,而且也是指引個體往正確的方向上行動的。比如,好的制度會鼓勵個體把他的時間精力用于創(chuàng)業(yè),而不是尋租,這兩種不同的行為對社會財富的作用是大不相同,前者會增加社會財富,而后者只是一種轉移性努力,對財富的增進毫無貢獻。當政府宏觀調控的時候,租金增加了,尋租的機會也增加了,這時,那些有決心通過正當的手段為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的企業(yè)家來說將處于不利的地位,他們的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惡化了,他們甚至也不得不去尋租,將才能浪費在尋租上面。
政府應自我革命,減少交易的障礙
政府迫切需要糾正它對基本原則的破壞,其中最為嚴重的破壞是對“財產正當地私有”這一原則的破壞。我們強調“私有”這還有強調“正當性”,這兩個方面可以分開說明:只有私有,才有產權交易,而只有在交易中,才能實現價值
可見,政府不能像一個“家長”,對經濟進行管理,那么政府該做什么呢?它和市場中任何其他的個體一樣,都要遵循基本的原則,如果政府的行為是破壞了這些原則,那么政府就應該自我糾正。當前,政府迫切需要糾正它對基本原則的破壞,其中最為嚴重的破壞是對“財產正當地私有”這一原則的破壞。我們強調“私有”這還有強調“正當性”,這兩個方面可以分開說明:只有私有,才有產權交易,而只有在交易中,才能實現價值,反過來說就是一個社會,如要實現更多價值,就必須有更多的交易,而要有更多的交易,就需要有分立的私有財產權,如我們意識到交易的重要性,那么自然就會重視私有財產;我們也反對財產被不正當地私有,如被權貴占有,這是不公正的,當前,國有企業(yè)的財產,以及集體的土地,名義上是公有,而事實上成了少數人的私有財產,這就是不正當地私有。
在減少交易的障礙方面政府是有可為的,私有化是減少交易障礙的一個方面,因為公有就根本談不上什么交易了,另外一個減少交易的障礙的方面是消除進入的管制,允許私人資本進入任何行業(yè),如文章開頭提到的大量基建項目,這些基建項目沒有說不能上,問題是怎么上,當前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攬顯然是不對的,為什么不能讓私人去投資、去經營呢?
以凱恩斯主義思想為基礎宏觀經濟學,盡管在現實中已經遭受了無數的失敗,但決策者、大眾被這種理論洗腦之后,其影響根深蒂固,現在是徹底反思這種理論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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