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琦

鴉片戰(zhàn)爭又被視為白銀戰(zhàn)爭。人們普遍的共識是鴉片大規(guī)模“入侵”令白銀不斷外流，造成“銀荒”，導致“銀貴錢賤危機”，進而令清帝國經(jīng)濟社會秩序紊亂，所以朝廷不得不加大“禁煙”力度，直至與英國發(fā)生沖突。

但在這一“直截”的邏輯背后，一直潛伏著若干深層次的疑惑：鴉片貿易一直在進行當中，為何在1830年代其走私力度突然加大？以中華帝國貿易之體量，區(qū)區(qū)一個鴉片就能令“太阿倒持”以致入不敷出？面對“銀荒”，朝廷為何如此束手無策？鴉片戰(zhàn)爭后國門洞開，鴉片貿易合法化，中國為何沒有因銀荒“失血殆盡”而亡，反而迎來了一段時期的“中興”？

臺灣學者林滿紅以“銀”為“線索”，寫就《銀線》一書，跳出中英關系窠臼，從全球經(jīng)濟視野對上述問題進行了盤檢，從而為人們對那一段歷史的理解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去鴉片化”視角。

故事要從明朝末年說起。福建巡撫涂澤民于隆慶初年（1567年）上奏朝廷請開海禁，“準販東西洋”。

1571年，對菲律賓的征服已趨鞏固的西班牙人，以馬尼拉作為它的首都。這個城市迅速成為新大陸與中國之間贏利最高的貿易中心。1573年，中國與西班牙展開直接貿易后僅兩年，兩艘西班牙大帆船滿載著生絲、絲和棉織品，以及2萬多件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作為回報，他們從阿卡普爾科運來南美的白銀，以支付中國商人從福建和廣東帶到馬尼拉的貨物。那些被西班牙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白銀，也有不少再經(jīng)過葡萄牙、荷蘭和英國商人的手中回到亞洲市場，而其最終目的地幾乎毫無例外都是中國。

另一個白銀的大宗來源地是日本。早在海禁未開之時，在中日民間商人的合謀之下，日本就已經(jīng)偷運了大量的白銀供應中國市場。16世紀晚期，日本銀產量的迅速增長，一方面是因為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統(tǒng)一，而該二人對白銀開采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特別敏感。而比政治統(tǒng)一進程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16世紀由國外引入日本的冶煉和精煉技術的改進。

與日本的直接貿易始終被限制，但日本國內市場對絲、絲棉織品、瓷器、黃金和其他商品迅速膨脹的需求，以及日本商人手中豐沛的白銀，對中國商人構成了無可抗拒的誘惑。作為中日貿易中間商的葡萄牙人在1580年代每年從日本出口了超過15萬公斤的白銀，其中大部分最終運進了中國。

16世紀以前，白銀很少用于納稅和商業(yè)交易，宋代用銅錢支付的稅收是用白銀支付的28倍，但到了明末，只有0.5%的稅收使用銅錢。到底是“一條鞭法”促進了經(jīng)濟的商品化和白銀化，導致明帝國越來越依賴海外貿易所提供的白銀，還是海外貿易勃興提供的白銀促進了經(jīng)濟的進一步商品化，已經(jīng)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難題了?？傊袊?jīng)濟的白銀化和卷入全球化已是歷史大勢。

清帝國延續(xù)了這個傳統(tǒng)或者說順應了這個潮流。1657年，根據(jù)戶部規(guī)定，所有省份的大部分賦稅征收都使用白銀。此外，各省還普遍使用外國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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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機器制造的外國銀元較銀錠方便流通，因為銀錠還要稱重和驗估純度，銀元則可以直接使用。

與此平行的一個發(fā)展趨勢是來自亞洲本土的白銀供應漸漸終止。清帝國從琉球群島的白銀進口終止于1715年，從朝鮮進口終止于1747年，從緬甸進口終止于1758年，從日本進口終止于1760年，從越南進口終止于1775年。1775年是清帝國從亞洲進口白銀的終止年，從此中國幾乎完全依賴于拉美白銀維系經(jīng)濟運行。乾隆末年輸入的銀元，較早前進口的更加方便可靠。早前歐洲各國的銀幣形狀并不統(tǒng)一，還經(jīng)常缺少花邊，容易被修剪。18世紀末期在墨西哥鑄造的西班牙銀元，不僅在重量、形狀和質量上非常統(tǒng)一，并且有花邊修飾。乾隆末年和嘉慶時期，西班牙銀元超過其他銀元而最受歡迎。天朝上國缺乏主權貨幣觀念也“縱容”了外國銀元的大行其道，到道光年間，各省都用銀元繳納賦稅。對這一點道光皇帝自己都有深刻體認，在1829年給軍機大臣的一份上諭中他指出：“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錢盛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一不用洋錢。”

來自拉美的銀元使用范圍不斷擴大，清帝國對拉美白銀的依賴不斷加深，危險的種子就此種下。1810-1830年代的拉美獨立戰(zhàn)爭導致白銀產量銳減，1810-1819年間減少了49.5%，1820年代減少了56.6%。全球性的“銀荒”從兩個方面令中國失血：一方面導致中國茶葉和生絲的出口銳減，另一方面由于外國商人、尤其是英國商人沒有足夠的白銀，一種新的貨幣“鴉片”被用于交換茶葉與生絲。根據(jù)英國藍皮書記載，1821年后鴉片的輸入開始增長：“獲得銀元的困難，對于鴉片入口的激增，大有關系”——換言之，如果有其他的快銷品能夠抵做硬通貨，外國乃至國內商人都會毫不猶豫加以使用，那么，中英說不定會打一場“大麻戰(zhàn)爭”或“煙草戰(zhàn)爭”。

從此，中國的白銀呈現(xiàn)數(shù)十年一邊倒的只出不進的趨勢，直至1860年代全球白銀供應恢復到1810年以前的水準。與之相對應，1808至1856年間，中國市場上的白銀相對于銅錢的價格約增長了2.5倍，進而引發(fā)一系列的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危機：商業(yè)蕭條、銅錢收入者日趨貧困、土地兼并加劇、流民增加、政府稅收不足支出減少、士兵與官員收入減少、社會腐化等等。

令情勢更形惡化的是，用來支付賦稅或完成跨省大規(guī)模交易的銀錠或銀元，由私人供應，而政府鑄造的制錢，大部分用于地方的小額零售交易，這更加凸顯了政府的“無能”。在河務、漕務、鹽務之外，“銀務”的橫空出世，猶如駱駝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幾乎把一個缺乏貨幣主權意識的前現(xiàn)代政府逼到了絕境，“禁煙”更多只是一種絕望而無奈的姿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