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財經(jīng)訊 2014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0-12日在天津舉辦。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長傅成玉在“變局下的中國商業(yè)環(huán)境”論壇上談及央企高管限薪問題時談到，如果國有企業(yè)的領導者想賺大錢，最好離開這個平臺，跳出去別在這干，也照樣能賺錢。但是我覺得國企領導者的意義不在自己賺錢，把大公司發(fā)展好，在國際上有競爭力，像我們這些人我的國際同行尊重我，我走到那兒受尊重，這是中國人很難得的東西，比工資重要，比收入重要。

“我覺得中國國有企業(yè)的領導人，他們并沒有把賺個人收入多高作為主要的。所以這次一宣布這個，我們大家一點沒有意見，但是跟工人比還是高得多。”傅成玉認為。

以下是文字實錄：

我們國家和西方國家一個最大不同就是我們追求共同富裕，這是我們一個從共產黨到我們整個國家的政策是要往這導向的；第二個我們國家過去是一直強調老百姓、人民群眾、廣大職工是主人翁的。這是咱們的教育，我們走的就是接受這個教育這條路；再一個就是我們國家現(xiàn)在的收入差距太大，一個社會怎么樣能夠和諧穩(wěn)定地往前發(fā)展，讓更多的人在改革發(fā)展中受益，而不能僅僅是少部分人受益，盡管少部分人很重要，像我占這么大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開看，我們國家讓誰受益，應該讓更多的群眾受益，可是我們現(xiàn)在實際發(fā)展狀況是差距越來越大，盡管我們中央的制造業(yè)，國有企業(yè)這塊相對還好一點，但是和我們自己的工人、我們自己的雇員差距還是很大。這樣我想再多收入我也想要，可是我怎么帶這個隊伍呢？怎么讓一百萬員工他的積極性能高，他的創(chuàng)造性能高呢？所以你換個角度看，這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不是幾個管理者的問題。

我說這個不是唱高調，因為我一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我給舉個例子，我們在80年代初就開始參加對外合作，我當中方的首席代表和外國的總經(jīng)理在一個辦公室里辦公，所有進去的我們的雇員我們派去的人，包括我的秘書，他們當時是外國公司發(fā)工資，我在深圳的時候，發(fā)港幣一千港幣，我是中國這邊發(fā)三百人民幣。但是我們就是這么走過來的，這就是我們國家要想讓國家發(fā)展，讓我們整體的老百姓受益，當領導的，當官的不能先受益。

我再講一個我在中海油，中海油是一個紅籌股，什么是紅籌股？就是這個公司整體的資產和公司注冊在香港視為外商，也是上市公司，所以我們當時的世界是什么潮流？是人家外國投資說你那兩個錢把我的錢拿去管理我放心嗎？所以你工資低了我不放心，所以我們就按照當時的國際的潮流給我們設計了叫香港叫董事酬金、基本工資、還有期權。當時我們的董事酬金在2001年的時候大概是300多萬，不到400萬，后來漲到800多萬。我們的期權再加上一年就一千多萬港幣。當時既是董事會批準，我們國家財政部要得到批準的，你拿有沒有問題，就是合法。但是我們領導班子，我就跟我們的當時的管理團隊說這個錢咱們沒有辦法拿，為什么不能拿呢？是因為你要拿了這錢就帶不了這個隊伍了，因為中國的隊伍，工人階級我們的歷史和西方不一樣，西方一開始就私有制，我們是公有制，所以大家認為這個是財務是我們共同創(chuàng)造的，怎么你突然拿這么多？要想帶這個隊伍，想繼續(xù)當領導你不能拿，所以給我們的東西我們再捐出去。我們在香港交了稅，但是我們捐出去了，然后這邊還是按國家給我們多少，我們就拿多少，但是并沒有影響我們公司的效益，也沒影響我們領導班子的積極性，我們的公司上市的時候當時市值60億美元，我離開的時候市值超過了1000億美金。所有的投資者都說我是一個Happy領導者，因為我讓他們賺錢了，我們公司效率在提高，所以我到了中石化，這些投資者又跟我到中石化了，他買了中石化股票，所以并不是我們個人收入多少你就獲益多少。

如果我們國有企業(yè)的領導者想賺大錢，最好離開這個平臺，跳出去別在這干，也照樣能賺錢。但是我覺得意義不在賺錢，把大公司發(fā)展好，在國際上有競爭力，像我們這些人我的國際同行尊重我，我走到那兒受尊重，這是中國人很難得的東西，比工資重要，比收入重要。

要這樣說，你跟你的員工要有一個合適的比例。如果我們像西方這樣，你和你的員工差幾十倍、上百倍，在西方私有制為基礎成立的企業(yè)是可以的。在中國我們的公有制為基礎建立起的國有企業(yè)是干不成的。 我再跟你說，我在離開中海油的時候，我的期權港幣值4個億，我們就捐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中國國有企業(yè)的領導人，他們并沒有把賺個人收入多高作為主要的。所以這次一宣布這個，我們大家一點沒有意見，但是跟工人比還是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