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xù)三年呼吁稅收法定，全國人大代表趙冬苓建言：

在稅法制定之前可以減稅不能增稅

2013年，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編劇趙冬苓就提出了“全國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授權(quán)”的建議，這條建議被稱為那次會上“最有含金量的建議之一”。

塵埃落定，趙冬苓覺得很開心。而就在2013年，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在接受采訪的時候還說（稅收法定）沒有路線圖，沒有時間表。

“基本上就是我們議案的內(nèi)容”

新文化：看了上午的發(fā)布會，是什么心情？

趙冬苓：2013年，我剛提出來這個議案的時候，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在接受采訪的時候還說沒有路線圖，沒有時間表。但從2013年我提出來那個議案到現(xiàn)在，我自己都沒想到這么快。

新文化：對于即將進行表決的立法法修正案，您怎么看？

趙冬苓：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姚勝去了山東，請一些人大代表發(fā)表意見，所以我提前看到了這個修正案?？梢哉f，修正案上邊關(guān)于稅收法定的規(guī)定，基本上就是我們那個議案的內(nèi)容，包括對國務院授權(quán)也作出了比較嚴格的限制。

新文化：立法法修正案有哪些亮點？

趙冬苓：過去人大授權(quán)給國務院，就是人大把自己的權(quán)力授給了國務院，有的經(jīng)濟特區(qū)甚至可以自行決定稅率，當時就相當于人大給國務院開了一張空白支票，時間金額什么的全都是空的。

這次立法法修正案對授權(quán)做了具體規(guī)定，比如說時間，不能超過五年。

新文化：要將15種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這個時間蠻緊的，起碼一年要有3個。

趙冬苓：把立法權(quán)交還給人大，其實是正本清源了?，F(xiàn)在問題就來了，這個立法權(quán)還給了人大，人大有沒有這個力量來完成？

我有個擔心，人大代表來自各行各業(yè)，對于稅收稅率這種比較專業(yè)的問題，我們能否在短時間內(nèi)處理好。

需要足夠的法律專門人才

新文化：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議呢？

趙冬苓：政府預算應該得到人大的有效監(jiān)督，目前來看即使立法法修正案通過，財稅立法權(quán)完全回歸人大，人大依托現(xiàn)有的架構(gòu)也很難一下子完成相應的監(jiān)督工作。我建議全國人大成立專門的預算委員會，把財經(jīng)委員會中財稅部分的工作交給預算委員會。

新文化：為什么要這樣建議？

趙冬苓：我們的人大代表都不是專職的，不可能所有人都精通稅法。我們不懂不要緊，可以交給專家去解釋。把現(xiàn)行的一些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包括稅種稅率等一系列問題都要由人大來解決。人大怎么解決？這就需要在預算委員會里有足夠的專門人才，甚至組織一些社會上的專家來做。

新文化：傅瑩回答記者提問當中，說了稅收法定的條件成熟了，條件是什么？

趙冬苓：主要是中央重視了。還有我感覺本屆政府在財稅改革上的決心和力度還是很大的。因為立法法說白了是政府怎么管錢的一個法，是一個控制政府的法。要使中國成為一個現(xiàn)代化國家，必須有一個現(xiàn)代化財稅治理體系。

新文化：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嗎？

趙冬苓：這就是我想說的。我們舉個例子，比如說財政部兩個月之內(nèi)三次提高燃油稅，如果說立法法去年就通過了，今年可能就不會這么隨意了。在稅法制定之前，我的建議是，財政部可以減稅，不能增稅，因為增稅意味著你已經(jīng)被禁止的授權(quán)還在擴大。但是我感覺，這一塊可能還是一個博弈的地方，政府可能會有“目前稅法還沒制定，這是我們國務院的條例，我可以修改條例”之類的理由。

肯定要在歷史上留下印記

新文化：具體來說，要先把哪種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呢？

趙冬苓：說實話，這個我真不清楚。具體先把哪種稅收條例法定，那就要看人大法工委、財經(jīng)委等，會不會有個計劃。

新文化：如今稅收法定勝利在望，您此時的心情如何？

趙冬苓：你看我寫的《紅高粱》，去年播得很火，但播完了就完了，它是一個娛樂品，但稅收法定，肯定是要在歷史上留下印記的，它對中國社會進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能做的事情很少，對一個人大代表來說，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代言人，就是說，我們的代表不是專職的，也不是專家，幸好有了2013年的議案，很多專家愿意主動來聯(lián)系我，幫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