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華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仲川。

全國人大代表、華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仲川從2003年開始，多次建議全國人大修改《立法法》，賦予更多的地級市地方立法權，最終該建議被草案采納。

昨日，戴仲川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表示，賦予有條件的地級市立法權可以加速地級市各個方面的發(fā)展。

同時，對于人大主導立法權后的未來立法方式，戴仲川稱，人大可以更多地引進智庫參與立法，以保證立法的專業(yè)性和公平性。

草案對地方立法權開閘

新京報：為何想到提關于《立法法》修改的建議？

戴仲川：我是2003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我所在的地方是福建泉州市。泉州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口都相當于一個副省級城市，但是沒有立法權，這導致泉州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有很多新措施因為沒有立法權難以實施，所以就一直在提這方面的建議。

新京報：此前都有哪些城市有地方立法權？

戴仲川：我國有284個設區(qū)的市，只有一些省會，國務院批準的18個較大市，還有就是4個經濟特區(qū)享有地方立法權，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guī)。但我想隨著這些年來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和泉州類似的城市也有很多。所以從2003年開始，我一直在兩會上提交這方面的建議和議案。

新京報：國家有關部門給你回復了嗎？

戴仲川：國務院法制辦有給過回復，說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凍結了，不再批了。所以我想得從《立法法》修改這個角度來做。于是，2009年我和其他代表提了修改《立法法》的議案，議案的重點內容就是希望能夠賦予有條件的一些設區(qū)市地方行政立法權。這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里面的內容采納了我們的議案內容，賦予有條件的城市立法權。

“有無條件”由省級人大決定

新京報：有條件的城市，這個怎么來確定？

戴仲川：我們國家有這么多地級市，并不是說每一個市它現階段就需要立法權。我認為要綜合考慮這個地方的人口、面積、經濟、社會發(fā)展，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立法需求、立法能力。

新京報：擴大地方的立法權，監(jiān)督誰來做，這會不會造成地方立法權濫用？

戴仲川：哪些地級市賦予立法權，應該根據上面的條件來判斷，由省級人大來決定說哪一個設區(qū)市符合條件，由省級人大來批準。當然，監(jiān)督也是由省級人大來做，省級人大可以對地方的立法進行審議，看立法和上位法是不是相抵觸，是否符合地方的實際情況。省級人大也可以用備案審查的方式保證地級市的地方立法不出問題。

新京報：草案中提及了“稅收法定”的內容，你怎么看？

戴仲川：因為現在征稅權的問題社會反映比較強烈。比如，這次提高燃油稅，財政部一個通知，嚴格來說國務院的通知都不是，說提就提。

新京報：現在我國所有稅種中，全部都是全國人大立法確定的嗎？

戴仲川：從我國現在的稅收立法來講，18個稅種只有3個稅種是全國人大立法確定。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國人大稅收立法非常關注。稅收法定從哪里落實？顯然要從《立法法》來落實。所以，這次《立法法》修改專門對稅收法定有專門的規(guī)定。稅收法定確立了人大對稅收的立法權。所以，改變稅率也就是提高或降低稅率這些也應該由全國人大決定。

人大立法可更多引進智庫

新京報：草案還專門提到了人大主導立法，你怎么看這個新提法？

戴仲川：過去的立法當中有部分立法是部門立法。部門立法的最大問題是國務院政府部門立法從部門的利益出發(fā)，所以在他們起草法律草案的過程當中，往往就會把一些部門的權力規(guī)定得比較詳細比較具體，而對部門行使權力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寫得很虛，出現一種“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定化”的傾向。當然，這跟人大立法能力相對不足也是有關系的。

新京報：如何解決這個尷尬的現實？

戴仲川：十八大已經提出來，人大常委會要增加專職委員，特別是年富力強，專業(yè)能力強的委員，這會提升人大的立法能力。這次全國人大提出要主導立法，主導立法后續(xù)的配套措施要繼續(xù)完善，包括人員，也包括立法的渠道。要實現這個立法法的科學立法目標，我覺得全國人大的組織機構要做一些與時俱進的改革。

新京報：人大主導立法后，除了自己立法，還有哪些立法的渠道可以運用？

戴仲川：法律草案的起草有幾種渠道，一是人大自己起草，二是部門起草，第三種就是由學界專業(yè)的團隊來起草。我認為需要讓更多的第三方的力量加入到立法中來，要讓學界專業(yè)的專家學者更多地介入立法。

新京報：具體來說，如何運用你所說的這種第三方智庫更多地介入立法，什么樣的方式是最合理的？

戴仲川：就拿一種法律立法來說，可以選擇多個高校的專家團隊各自起草草案，人大集納各家的智慧后，取各個方案的長處，同時征求各界的意見，這樣的立法無論從專業(yè)性上還是公平性上都會有所保證。

新京報記者 邢世偉 實習生 沙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