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財經訊 9月12日下午，首屆思想中國論壇暨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多位一流經濟學家參與，就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展開討論。

在主題為“中國經濟學發(fā)展的痛點和難點”的分論壇上，許成鋼表示，研究中國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遠遠超出了經濟本身，因為中國的經濟從來不是單獨的經濟，中國經濟從來和政治在一起，和全社會在一起，和中國制度在一起，這是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碰到一個最突出的困難。

以下為發(fā)言實錄：

許成鋼：剛才很多討論涉及到方法論，所以我也從方法論起個頭。經濟學實際是從19世紀后期變成沿革的學科，至少力圖變成沿革的學科，這個過程中經濟學家們一直非常努力的、有意識的在學習物理學，就是爭取把經濟科學變成像物理科學那樣的學科。

我現(xiàn)在從方法論上非常簡短的提一下，我們看一下我們現(xiàn)在叫做物理學的學科起源是怎么起源的？起源的時間實際是從觀察天象那來的，觀察天象上重大的突破就是導致后面物理科學產生的重大突破—望遠鏡，在這之前對于恒星了解很清楚，有了望遠鏡對于行星運動規(guī)律搞清楚了，大家知道基本常識就是開普勒行星運動的基礎，這就是物理科學的基礎，物理科學的兩個實證基礎，第一個基礎開普勒行星規(guī)律，第二個基礎是伽利略自由落體定律，這兩個基礎下面牛頓產生了一個重大的疑問，因為自從古希臘以來，因為我們剛才講理論跟實證的關系，這個理論一定是重要的，因為理論是你怎么想問題的，古希臘以來一直理論的討論是認為天地在一起的，這個規(guī)律性的內容都是在一起的。那么牛頓在這個思想下，看到這兩部分的事實不是連在一起的，因為天上的東西是橢圓軌道，地下的東西自由落體定律是直線的，這兩個東西連不到一起，牛頓的努力想辦法來造一個理論把它們連起來，這就是今天所有人知道的基本的物理學的東西，就是從這里出來的。

我講這個道理什么意思？就是當我們討論經濟學的時候，我們作為一個經濟科學一定是兩個面的東西都特別的重要，這兩個面就是理論的思維和實證的研究，實證的研究是決定性的，因為在沒有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那個理論的辯論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比如說在我剛才講的之前，古希臘先哲們的討論，后面有無數的爭論，這個爭論永遠得不到任何結果，比如牛頓當年在劍橋的時候曾經做過有關光的實驗，做出來以后發(fā)現(xiàn)和古希臘先哲們講的完全倒過來，他在劍橋的時候就去報告，人們就認為他胡說八道，因為和古希臘先哲講的不一樣，牛頓說我不管古希臘先哲講什么，我是實驗結果。這是說明實證研究一定是基礎，因為整個理論的基礎來自于實證研究的規(guī)律性的事實，理論研究還要回到規(guī)律性的事實，離開了實證研究規(guī)律性的事實做基礎，回不到實證規(guī)律上面去，這個理論就不叫經濟學的理論了。

那么下面我們討論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所謂中國經濟學我理解應該是說我們研究中國的經濟學的問題，研究中國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遠遠超出了經濟本身，因為我們只是用了經濟學的研究手段，因為中國的經濟從來不是單獨的經濟，中國經濟從來和政治在一起，和全社會在一起，和中國制度在一起，因此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碰到一個最突出的困難。而很多人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東西，就是中國制度的特點，中國制度的特點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制度的特點有非常大的差距。

原因是由于中國有世界上獨特的歷史，首先一個歷史是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世界上不存在這么長的帝制，這兩千年的帝制留下來的制度遺產，至今穿透我們的全社會，這是第一個制度留下來的特點。第二個制度留下來的特點，我們從1950年起全面從蘇聯(lián)把他們的制度搬過來，蘇聯(lián)制度嫁接在中國的帝制下面產生出來混合制度，再經過大躍進時候的制度變化，再經過文化革命時的制度變化，這就是中國在改革前夕所繼承下來的制度。在這個基礎上，在改革期間中國制度又有所變化，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制度。

如何認識這個制度，如何認識在這個制度下產生出來的一系列現(xiàn)象，這個實際上是在社會科學里非常重要的基本挑戰(zhàn)。我們無論認識中國的過去已經走過的，改革為什么走這樣的路，為什么前面有過經濟比較好的發(fā)展，今天為什么看到這么嚴重的不穩(wěn)定，這個不穩(wěn)定是不是有他的根源，這個不穩(wěn)定是不是偶然的，這統(tǒng)統(tǒng)是在中國制度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就如同在物理科學里，如果我們知道一個物理結構不穩(wěn)定，我們就會預測在這個結構下某天就會垮掉。

比如我們看到蘇聯(lián)東歐的體制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剛才講到我們中國的制度是從那邊移過來嫁接到我們中國古代的傳統(tǒng)制度上，再稍微的具體一點，比如說我們討論到金融市場的時候，金融市場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的前提，世界上最早的金融市場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在證券市場上交易的是私有產權，如果這個制度沒有辦法保護私有產權，那么你這個證券市場沒有辦法正常操作。再就是所有的證券實際上就是金融合同，這些金融合同一定要有能夠執(zhí)行合同的制度，這個制度不存在的情況下，這個金融市場是沒有辦法正常操作的。

然后整個的金融市場，我們現(xiàn)在講發(fā)達的金融體系，所有發(fā)達的金融體系它的背后基本制度的支撐是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在這個獨立的司法制度下，當1929年產生了重大問題之后才引入了它的輔助手段叫金融監(jiān)管，金融監(jiān)管是法庭的輔助手段。當我們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這種制度的情況下，試圖用一種官僚制度的監(jiān)管體制去掉，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工作的。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再有，我本人并不是做宏觀經濟學，但是愿意說兩句，比如說和貨幣相關的一系列的宏觀討論，貨幣政策之所以有可能對實體經濟有作用，那么這個中間實際上是所謂的傳遞機制，這個傳遞機制其實就是個制度，不同制度下傳遞機制不一樣。在中國的傳遞機制和市場經濟下的傳遞機制有一個非常基本的不同，哪怕我不打開這個黑盒子，我就籠統(tǒng)說這個黑盒子就有明顯的不同，就是軟預算約束，普遍存在的軟預算約束導致了你的傳遞機制是不一樣的。當傳遞機制不一樣的時候，所以一系列的跟貨幣相關的道理放到中國來就是不同的道理。所以你去照搬西方來的東西就會搞錯。

我最后強調一句，我前面講到實證工作的重要性，我想討論一下我的一個看法、一個觀察，這個觀察不是我想象出來的，我的基本觀察是，我認為現(xiàn)在經濟科學或者更廣泛一點講是社會科學，正在面臨著一個重大的革命，我講的不光是中國，講的是這個學科。什么原因呢？是因為互聯(lián)網帶來的大數據，互聯(lián)網帶來的大數據突然之間使得社會的方方面面數據變成了可以應用和可以想辦法收集，而且不僅僅是當前的，還包括了歷史的。這樣巨大量的數據突然之間跑出來了，這個就可以重大的推動社會科學的發(fā)展。而且的確在最近的這幾年，剛才小年在談到討論制度問題不在主流里，他講的在過去是對的，但是在過去這幾年正在發(fā)生非常迅速的重大的變化。

比如說在世界上最頂尖大學的每個經濟系，無論是MIT、哈佛、斯坦福、伯克利、LSE，這些每個系里都有做政治經濟學，都有經濟史，現(xiàn)在我們講的經濟史不限制于經濟的史，人們叫經濟學史講的是社會歷史用的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之所以這個東西突然之間快速發(fā)展，新一代學者以幾何級數增長，之所以這樣長，原因就是大數據。